2006年5月19日，晚上19﹕00至21﹕00，风入松公共管理系第四次读书活动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举办。本次活动讨论的书目是金安平的《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参加本次读书活动的教师主讲人为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金安平教授，学生主讲人为04公管的刘业波同学和张森同学。除了这些主讲人之外，公管系吴庆老师及各系同学数十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先摘录以下部分实况：
主持人：今天是我们公共管理系本学期第四次读书活动，我们今天所读的书目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老师的专著——《从武器的批判到批判的武器》，我们今天所要探讨是主题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同时还会涉及到一些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知识。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本次活动邀请到的教师主讲人和学生主讲人，本次读书活动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金安平老师，也就是本次读书活动所读书目的作者，金老师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学年鉴的副主编、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的主任和北大十佳讲师。今天来参加我们读书活动的还有吴庆老师。担当本次读书活动学生主讲人的有04公管1班的刘业波同学和04公管2班的张森同学。
下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读书活动的程序，首先由学生主讲人也就是刘夜波同学和张森同学结合这本书谈谈自己的感想，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然后请金老师为我们具体讲解一下《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这本书，并为我们介绍一些当代台湾政党政治的知识，这一过程大概需要50～60分钟的时间。最后是同学提问时间，同学们可以就政党政治方面遇到的问题向金老师和两位学生主讲人提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学生主讲人刘业波同学和张森同学发言。
刘业波：金教授的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每次看过都有新的收获。下面我俩具体谈谈我的理解。
我们知道对事物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都要解决下面几个问题：首先是它是什么，其次要知道它为什么，再次会怎么样。本书就是回答了这几个问题。二十世纪前半期，大多中国知识分子组建政党，从事政党政治。他们从对政治体制内的批判转到了体制外的批判，也就是金教授所说的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这一转变。
作者对这一现象做了描述。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对此，金教授采用了历史的研究分析方法、比较研究分析方法和社会分层理论对上面所提到的问题作出了解释。也就是回答了它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作者回答这个问题时，就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20世纪前半期会选择政党这一手段；另一个是政党政治为什么会选择知识分子作为它的主体。作者分别就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结构特点进行了回答。
首先，作者着眼于知识分子自身特点，立足于史实进行了分析，纵观全书，我认为金教授主要提出了四大论点：
1，“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使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对大众有着很强的关注和关怀，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作者认为这一人为关怀贯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高贵的灵魂。
2，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作者认为1905年科举制取消，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接近权力中心的道路或被挤出了通往权力中心的道路，也就是政治地位上边缘化了。
1912年，封建专制被推翻，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王者之儒”的地位，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维护者和传播者。在意识上也边缘化了。
总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中心疏远了。
3，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化
由于知识分子自身拥有知识和思想，它充满了理性思想色彩，不断地提出新要求和产生了新的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激化，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封建专制对思想意识的严格控制，知识分子有思想藩篱的激进愿望。这些因素不断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上的激化走向行为的激化，从而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首要承担者。
4，中国知识分子的组织化（政党组织）
组织化的出现的条件有：1，文化条件，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特征做了分析，许多知识分子受了西方的思想的影响，如民主思想、新的国家观的形成。2，政党知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3，传媒条件的具备，当时出现了许多报刊。
作者接着回答了“怎么样”的问题，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在政党组织中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坚实的阶级依托，而且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此知识分子具有无根性和软弱性的缺陷。
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证明一个论点：中国知识分子必然走向政党政治。而这一证明在正确性取决于论证的方法和采用的论据，在这两点上，可见作者做得是非常好的。更让我们折服的是，作者能把这么多的历史事实很好地归纳总结到一部著作当中，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一部著作。
我想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用请张森同学发言。
张森：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许多学者也对这一领域做了研究。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和政党政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历史上有很前的表现。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历史的悲剧的色彩，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普世的人文关怀，但知识分子 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屡屡遭受到失败和迫害。
可以说，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怎样处理好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党政治这一问题呢？首先知识分子应当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然后让运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当中。金教授的书中对中国政党政治的很多问题都有探讨，教会了我们从宏观社会的的角度分析政党政治问题，主要从两个方向来够建本书的主题，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政党政治这一武器来改造社会，参与政治，然后知识分子自身也对社会进行批判。我主要也就这两方面说一点我的观点。历史叙述的方法不同，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同。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知识分子到底应当单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应当参与现实政治改造呢？具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否应该通过亲自参与政治来进行政治研究和社会的改造呢？我觉得知识分子不应当直接参与政党政治，这一点对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政党政治实际上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方政党政治的翻版，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基本都是从学习西方政党政治开始的。从梁启超到邓小平，我们越来越发现应当向一切先进的文化学习，包括西方政党政治，我想这在以后也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谢谢大家。
金老师：刚才我听了两位同学的发言，他们读地都很细致。这本书是我98年写的，然后在2000年出版的。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都应当更新，今天吴庆老师和戴保加同学邀请我来和大家谈这本书，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本书即使是在现在也有一些现实意义。我就住在中青院里边，我知道中青院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给大家讲点什么。公管系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和同学们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我觉得是很好的。刚才这两位同学看这本书看的都很细致，其中一个同学谈到通俗易懂，我当初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用了很多通俗易懂的例子和语言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懂，同学们读起来不会有困难。但缺点也在于此，学术性的严谨性不够。下面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从武器的批判到批判的武器，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是关于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批判，当然这也包括对社会建设性的批判，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边缘的和对立的一面对社会进行批判，但我们理解这种批判是一种建设的批判，社会之所以容忍这一部分批判的存在，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在这里可以说批判是一种中性词甚至是褒义词。马克思说过，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对社会批判提出思想资源，别人可以利用你的资源对社会进行改进，这叫做批判的武器。但马克思在研究德国和法国革命的时候也说过 ，在一定特定的条件下，提供批判武器的人会变成武器的批判，这个武器说的就不是思想了，而是一种工具，一种政治实体。刚才这位同学已经提到过，本来知识分子应该思想资源，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阶级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自己就用身体去批判了，也就是直接参与政治了。他在提供批判的武器的同时，也进行着武器的批判。刚才这位同学提到从体制内的批判到体制外的批判，这种表述也是很好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科举制实施后，知识分子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他们是体制内的，当他们起来推翻原由统治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体制外的了。刚刚他也提到了双向选择的问题，我们知道政党这个概念完全是舶来品，中国古代虽然有封建政治意义上的党，但没有现代政党的概念。在中国二十世纪上半期，政党在中国就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使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这是我所擅长的方法，在我学习了大量西方的研究方法后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另外，在我的研究中我还经常使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学们也应该学会这一点，写文章要使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在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知识分子使用这样一种参与最后的方法是无法选择的。我们面临着这样三个问题：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政治；知识分子用什么方式参与政治；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好不好。我的研究就是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围绕着三个问题来展开，然后分析其对中国现代政党政治的影响。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到底是不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能不能实行多党制，仿佛民国初年的时间已经证实了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一孤立的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完全证明所有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国这样一个机会。第二个同学也谈的非常好，主要结合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探讨的话题。过去的历史格局和现时也有很大不同，今天有很多高学历的从事政治的人和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已经不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了，因为今天从事政治的人已由知识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现在有连两种人，一种是纯粹的政党精英，一种是知识政党精英，这叫做学者化的官僚和官僚化的学者。大家可能比较关心以前的纯知识分子，也把他们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比较普遍，比如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系的毛寿龙。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责任，可以讨论任何话题。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和社会是两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只从事学问？这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二十世纪前半期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政党政治，这是无法选择的，实际上这是整个社会体系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阶级依托，没有完全意义上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二十世纪前半期由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一轮政党政治的风波，超越了阶级的局限，这是很大的贡献。实际上如果知识分子能够有话语权，则不会出现知识分子直接发起政党政治，用激进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这种方式。当知识分子被边缘化，没有话语权是，就说明社会体制出现了问题。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否处于边缘？我们这里指的当然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所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也是相当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稳定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大学的稳定。中国社会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其中知识分子是否稳定是很对于中国建立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是很重要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是否处于边缘状况、是否有话语权和原理权利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今天没有直接介入高层政治，而印度很多大学教授和专家是直接参与高层政治的，不过中国近些年来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一些新的理念、新的制度、新的想法都有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这许多可能不是直接的影响而是间接的影响。当然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应该会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
同学提问：金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只写了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政党政治，为什么不写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呢？是不好写还是不想写或是其它原因呢？
金老师：我不是御用文人，写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政党政治纯粹是学术兴趣，而且这本书的也只能包括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政党政治。
同学提问：前些年江泽民主席提出吸纳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待，它对中国政党政治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金老师：其实这一想象已经为社会所接受，党章已经写名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说明党已经成为了全民的党，只要符合政治标准就可以入党。
同学提问：知识分子如果直接参加政治那么对其研究政治是不是更有利？
金老师：如果知识分子参与了政治，由于他立场的改变，他就会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就不会真正从事研究政治的工作了。
同学提问：知识分子对社会是否有误导的作用？
金老师：这个问题这是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比如以前一些法学专家对一些判案就有过很大的影响。
主持人：谢谢金教授和学生主讲人的精彩讲演以及各位同学的参与，本次活动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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